摘要：媒介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者之一，日益成为信息社会记忆的重要枢纽。纪录片既是讲好新疆故事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文化润疆”工程的关键载体。政论片作为纪录片的重要分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记忆建构功能，是强化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千古之策》《新军垦战歌》《飞阅兵团》等兵团政论片为研究对象，从互文、叙事和仪式三个方面来探讨媒介记忆的路径。研究认为，不同时期的兵团政论片有着相对稳定的记忆建构方式，影响了受众记忆领域的认同。

关键词：媒介记忆；政论片；叙事；仪式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2022）20-0056-04

一、研究缘起

记忆是人类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展望未来的一种方式，正是无数记忆才共同编织和造就了现在丰富多彩的世界。记忆不仅是一种连接时空的载体，也是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和塑造集体认同的重要途径。记忆研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人类对于记忆这一话题从未停止过探求与追寻，而记忆研究与媒介的存在密不可分。无论是原始时期岩壁和岩石的记忆书写还是印刷时代的报纸，抑或是现在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时代，记忆的书写或者说记忆的再现都离不开媒介。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是人的视觉和记忆的延伸。纪录片作为一种非虚构的“文献档案”，具有显著的历史认知功能，是保留和传递集体记忆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影像载体^［1］。政论类纪录片是纪录片重要的形态之一，是独立而又清醒的媒介记忆的书写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调研时强调：“兵团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希望大家发扬兵团精神，继续努力、深化改革、脚踏实地、再接再厉，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作为讲好兵团故事、传播好兵团精神的重要文艺载体，兵团政论片①的创作探索及其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将媒介记忆的实践性与兵团政论片相结合，继而探索出兵团政论片如何在记忆领域实现祖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当下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媒介进入记忆领域的历史与研究取向

记忆研究最先起源于心理学领域，19世纪20年代，关于人类记忆的研究由心理学引入社会学领域。集体记忆的定义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在哈布瓦赫之后，保罗·康纳顿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记忆是与已经相关的群体共享的记忆^［3］。康纳顿关注社会记忆的连续性和传递性，认为社会记忆是对过去的保存与重现。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成为后续研究者对于记忆是“断裂”还是“连续”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

尽管记忆研究从它诞生起就与媒介密不可分，但传播学与记忆研究的联系直到20世纪末才被重视。在意识到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密切联系后，马丁·泽尔欧德指出，把当下媒介发展的分析整合到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媒介记忆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提出，她较早讨论了媒介通过扮演代理记忆的角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

目前，学术界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媒介记忆什么，即记忆的内容。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从媒介的载体性质出发，以探索媒介与其他记忆领域的关系。在探索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新闻报道、电影、纪录片等媒介入手，认为媒介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其他记忆密不可分，而在其中又以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引学者关注。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功能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两类，功能主义范式认为媒介所塑造的集体记忆能够建立社会规范及合法性，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强化集体认同；结构主义范式从媒介的作用机制出发，主要分析媒介如何建构集体记忆，这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二是媒介如何记忆以及媒介为何这样记忆。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主要结合具体的新闻报道、纪录片、电影等对建构记忆的方式进行探索，认为媒介可以通过重复性的话语或仪式、叙事、框架等方式来建构记忆，从而形成积极的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共识。从仪式角度而言，有研究者认为仪式的重复展演能够“使受众在媒介的记忆中找到自身记忆的关联，与当下现实社会形成对应，并最终产生认同。”^［4］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框架的叙事相互争夺社会注意，媒介框架使一些元素被忽视或只出现在背景中，某些元素则更显著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为观众记忆的重点^［5］。例如纪录片中的各种材料经过了影像符号的排列组合和某种记忆框架整合后，才可以让群体拥有感知某些共同语言和体验，从而提升文化认同的可能性^［6］。研究者认为围绕重大事件举行的纪念仪式，能够巩固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新闻业通过英雄故事叙事塑造职业权威，可以整合并增强内部成员的凝聚力^［7］。尽管媒体类型有所不同，但它们谈论着同样的英雄、回忆着同样的内容，通过共享记忆资源以及对部分记忆内容的集体阐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话语共同体，进而凝聚社会共识^［8］。研究者进而从“原型”与叙事的关系出发，认为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沉淀，能够激发集体的共同记忆点，从而使集体产生共同的想象^［9］；原型作为一种中介，向上可以通向集体无意识，向下可以达到具体的个体，依托原型进行叙事可以增强受众对于电影的接受度，从而实现集体记忆的建构及认同^［10］。

三是媒介的记忆效果研究。随着媒介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注意到了记忆是趋于“记住”还是“忘记”，是“凸显”还是“遮蔽”，是“断裂”还是“延续”这些基本问题。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断裂的，保罗·康纳顿认为集体记忆具有传递性，因此记忆是连续的。认为记忆是“断裂”的学者主要把重点放在选择性遗漏的机制上，如有研究者认为，在大众媒介时代，记忆媒介的图像化使得人们的记忆趋于衰退，当代中国出现“断裂”的时代症候^［11］，新闻媒体通过凸显、遗忘、修订、唤起、重构与嵌入的方式进行有选择地呈现，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方面^［12］；更多的研究者认可“连续论”，他们认为媒介通过再现、遮蔽、凸显、创造等手法，把过去和现实联结在一起^［13］。

综上所述，媒介记忆的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原型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沉淀，能够在一代代人重复了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和沉淀中凝聚共识并实现集体认同，英雄叙事原型正是通过人类对于英雄无意识的崇拜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于英雄的塑造以及集体记忆的建构；仪式化传播能够通过象征性符号的呈现完成集体认同；框架的使用能够通过对内容的选择性呈现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对于媒介记忆的研究，重点是媒介如何记忆。兵团政论片作为塑造兵团形象的重要文艺载体，承担着讲好兵团故事的重要任务。由于学术界对兵团政论片缺乏相应的理论关照，加之大部分人对兵团历史的了解相对缺乏，因此从记忆实践的角度去研究兵团政论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媒介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仪式、英雄原型及叙事是研究兵团政论片的记忆建构所不能回避的两个领域，通过运用这种个理论去分析兵团政论片如何建构记忆以实现集体认同，一方面可以探索“讲好兵团故事”的重要历史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为后续的兵团纪录片创作提供可能的参考。

三、原型———英雄叙事下的记忆建构

（一）英雄原型和叙事原型

荣格认为，作为整体的心灵包括三个层次：自我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由本能和原型构成。原型是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神话原型研究或者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中，原型是指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文艺作品中会频繁出现的“原始意象”，而这种原始意象既包括各种具体的现象，也包括与这些现象相关联的故事、主题等，又可以称之为“叙事原型”^［14］。

具体到兵团政论片中，反复出现的英雄人物、极端的天气、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等都可以被称作“原型”，与之相对应的组织方式、主题等也可称作“原型”。这种组织方式按照固有的、程式化、相对稳定的结构来对纪录片进行叙事，有着某种典型性，可以称之为叙事原型。

弗莱曾用“原型”这一术语来表示文学结构单位的稳定性，认为一些题材尽管经历了时间的变化却依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同一性。新闻传播学者曾庆香针对原型这一术语展开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她认为原型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人物、母题、思想，或叙述模式即情节，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15］。荣格描述过众多原型，包括具有“程式化”特征的英雄原型，英雄原型凝结着人们对于英雄的心理崇拜，英雄多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有着超人的胆识与智慧，英雄原型的激活可以激发受众产生集体无意识，继而唤起情感。由于“原型”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因此对于英雄原型的描述需要借助具象事物的呈现。在兵团政论片中，英雄原型随处可见，抽象的英雄原型可以通过具象的叙事呈现出来。无论是奉毛主席之令前来建设新疆的王震将军、张仲瀚政委，还是受国家号召前来援疆的科研人员、知识分子，抑或是默默奉献、扎根边疆的“兵团二代、兵团三代”，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不畏艰险，品德高尚，甘愿奉献，造福人民，而这些也正是“英雄原型”所必备的品质。

（二）英雄叙事的话语转向实现记忆的建构

英雄原型给人类祖先带来了救赎的希望，并通过世世代代以英雄为母题的文本的反复书写，被刻进人类的文化基因中，英雄崇拜由此成为深埋于潜意识的情结，被人类群体世代传承^［16］。英雄叙事有着很强的典型性特征，是一种“类型化”的呈现，但这种类型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众主动性的增强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化，实现了从宏观叙事、“高大全”扁平人物、“神话”式英雄到微观叙事、立体化、“不完美英雄”原型人物的转向。在这种转向下，英雄们往往需要经过一些考验、挫折甚至失败，最后完成意义和价值的升华。影视精神分析学认为，影像作品创作机制与梦境机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受众对影像的认同不可避免地会深入到其潜意识层面。英雄叙事在叙事文本中的魅力经久不衰，主要是源于人们对于英雄集体无意识的崇拜感，虽然各国的文化、社会环境不同，但是对于英雄的“想象”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人们需要英雄去打败敌人拯救世界，去承载和弘扬主流价值观念。

《新军垦战歌》《飞阅兵团》在讲述故事时，多对个体进行关照，其中不仅有历史长河中的革命先烈，有仍旧驻守在边疆的平民英雄，也有以自身行动践行兵团精神的普通人。英雄的铸就是需要过程的，要经历挫折、危险甚至失败，只有这样的英雄才能唤醒受众集体无意识的敬佩与崇拜。《新军垦战歌》中，韩建军夫妇的“英雄塑造”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主动打破安稳的生活———种棉花的20万打了水漂———“机会”的来临即50年不收地税，产权归自己所有的政策出台———开始接受“任务”———遇到挫折即周围村民的质疑———展现“英雄特质”，不服输———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飞阅兵团》“忠诚卫士”篇章中，刘前东作为军垦二代，真正做到了精神的“传承”，一系列的俯视和大远景镜头，让恶劣、危险的生存环境显露无遗，刘前东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发扬了“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在叙事中完成了英雄的塑造。

荣格认为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英雄原型作为原型中的一个分支，能够通过人类对英雄的无意识崇拜来将人们凝聚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从而形成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和记忆共识。受众通过共同参与英雄神话的打造以获得共享辉煌历史和英雄精神的机会，最终获得集体的归属感，共享集体记忆。

四、仪式———符号系统中的记忆展演

（一）仪式与仪式化传播

“仪式不仅追忆了过去，而且还借助名副其实的戏剧方式将过去呈现出来，这就是仪式的全部内容。^［17］”仪式起源于神话，是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詹姆斯·凯瑞将传播本身视为一种神圣的仪式，他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传递观强调的是信息在空间里的传播，侧重于对传播功能的运用，主要的目的是控制；仪式观强调的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传播，侧重于对传播意义的共享。罗森布尔在凯瑞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仪式化传播”，他将“仪式”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所有传播现象，并指出仪式传播分为“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和“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将任何的传播都看作是仪式，使仪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领域，罗森布尔更强调符号对仪式的重要性。他认为符号是仪式不可缺少的载体，符号承载着仪式中的信念与意义，因此对符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仪式化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情感，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18］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通过传递信息来维系情感、塑造共识。政论片作为一种媒介，能够以“非虚构”的方式，运用各种符号完成仪式的搭建，建构集体记忆，塑造国家认同。

（二）象征性符号的呈现与仪式空间的搭建

在传播学者罗森布尔看来，仪式与象征意义之间存在紧密关系，认为通过呈现媒介符号可以使既有社会秩序和道德理念更加醒目，以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通过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进行呈现可以建构共享的价值观念、形成共享的意义空间。无论是早期的祭祀、典礼还是现在的媒介仪式，仪式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之所以重视仪式，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共同的行为和观念中可以完成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而集体记忆是民族历史的核心存在。对于人类而言，仪式行为的重复展现能够体现出文明的传承和群体边界的搭建，从而能够实现集体认同。仪式在更深层次上代表着历史和记忆，正是基于人们对探寻历史的需求和共同记忆的渴望，仪式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在兵团政论片中，运用了一系列符号形成了能够构建“想象共同体”的仪式。政论片中多次出现的升旗仪式象征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界碑象征着领土和国家主权不容侵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边界线的巡逻象征着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畏精神，同时运用口述历史和历史影像相结合的方式，搭建起一个“共同观看”的仪式，展现出兵团的发展历史，从而进一步展现出历史长河中沉淀着的文化记忆。

仪式空间的搭建能够实现情感的对接，继而提升集体认同。“传播的仪式观”强调集体在参加传播活动时能够在共同的场域中感受到一种共通的情感，因此政论片中仪式空间的搭建能够实现虚拟的在场与情感的共鸣。在政论片中，这种仪式空间的搭建有两类，一是主要指有着仪式感的现场空间，能够为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现场空间由政论片的声音、画面及其所产生的符号意义空间所组成；二是线下受众所处的空间，由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

各个时期的政论片均有对仪式空间的搭建，并通过仪式化传播传递了特定的情感。在《千古史策》的“古韵长歌”篇章中，老兵李书卷谈起自己“偶然”见到了自己的战友杨会来的墓地，这时画面呈现了一个略显荒凉、长满野草的坟头，将受众的思绪拉进构建的“记忆之所”中。在渲染了情感之后，影片叠加了几个升国旗和边界线的画面，伴随着悠扬、低沉的音乐，片子在富有感情的解说词中完成了意义的升华，随后用“红柳”象征着兵团人不惧艰险、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完成了记忆空间的转换，即过去———未来。在《新军垦战歌》“家国女人”篇章中，老兵胡有才去祭拜因病去世的冷秀芬，镜头用远景展示了墓地的整体环境，配合着婉转悠扬的女声哼唱，镜头随着胡有才一起完成了怀念仪式，在这种怀念仪式中，胡有才和受众共同完成了情感上的升华，实现了集体认同，建构了集体记忆。《飞阅兵团》“忠诚卫士”篇章中，戍边女烈士孙龙珍的墓碑静静地躺在小白杨哨所边上，片子通过呈现孙龙珍女兵团的祭拜和升国旗仪式，加上音乐、解说词的配合，激发起受众对于英雄先烈的敬佩与崇拜，完成了情感上的对接，搭建了以“纪念”为主题的仪式空间，并由此完成了“传承”。此外，无论是《千古史策》《新军垦战歌》还是《飞阅兵团》，片中均有兵团特色的口号、歌曲反复出现，口号和歌曲作为那个时代凝练出的精神与记忆，带领着受众通过其中的韵律和节奏，走进那个时代，进入影像所建构的记忆空间之中。

五、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媒介能够通过人们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复刻并唤醒集体记忆，从而实现集体认同，“当一个文本符合了受众的期待心理，并且得到受众自愿的认同，它的传播效果将有利于社会整合”^［19］。

政论片作为一种具有文献档案价值的媒介，在“记忆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碎片化记忆流行的时代，如何通过媒介记忆促进国家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兵团担负着维稳戍边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作为讲述兵团故事、传承兵团精神的兵团政论片，在建构记忆的方式上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兵团政论片通过运用互文、英雄原型及其叙事和仪式化传播搭建了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记忆框架以及“传承”的主题，建构了受众的集体记忆，为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参考。

注释：

①兵团政论类纪录片是指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门的领导下，由主流媒体制作的一系列阐释与宣传兵团政治理念、发展历史、思想文化等主流意识形态，集政治性、宣传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纪录片形态。参见：尚转，王中伟.兵团政论片发展初探［J］.东南传播，2017(06)：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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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乔凤瑾，塔里木大学2021级新闻与传播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化。王中伟，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纪录片创作等。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一流本科课程“纪录片基础与创作”（项目编号：TDYLKC202218）、塔里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媒介记忆视角下的兵团政论片研究”（项目编号：TDGRI20216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