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经》化育义理可从《史记·孔子世家》选段中的几个疑问之解答来展开。孔子引《诗》进行教化是否违背《诗经》本意，郑声是否是郑诗，孔子是否删过《诗》，《诗经》是否是一本王道教化之书体现疑问。作者归属，诗、乐关系彰显问题核心。孔子引《诗》遵循《诗经》本意，郑声不与郑诗等同，孔子删过《诗》，《诗经》是一部王道教化之书，解答疑问。

【关键词】《史记·孔子世家》　《诗经》　诗教化育

《史记·孔子世家》选段为《诗经》化育义理提供了一种研究的可能性。对《史记·孔子世家》选段的疑问解答，这有助于让世人进一步认清《诗经》化育义理的客观样貌。

一、疑问之呈现

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文献对此选段加以论述，这里只选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作论。《史记·孔子世家》有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祍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此选段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诗经》的一些客观记述。反观这些中肯的陈述，却也存有可值得反思发问的地方。选段首句，“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此句司马迁虽然交代了孔子去重《诗》，但未有明确说明去重《诗》后的孔子，在他开展后续教化的过程中，他对《诗》教的态度或者是策略是怎样的？即孔子是遵循原《诗》之意言传身教？还是借题发挥另辟蹊径？值得商榷。选段四句，“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结合前文来看，倘若《诗》是由孔子去重过的，那么为何《诗》中要有《郑》诗的存在？为何还有孔子及其弟子所谓的“放郑声”之论？选段五句，“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既然所得礼乐之道都悉数被用于王道教化，运用到“六艺”之学之中，那么可否认为《诗经》是一部王道之书？对此，司马迁也没有明确说明。司马迁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后续的史实剖析，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解答，他旨在记史之“实”，但未解史之“实”。

二、疑问之核心

上文所提诘问是根据《孔子世家》选段反思而来，虽然不能代表《诗经》的全部化育义理，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的交集点，已经触及到先秦时期《诗经》教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诗经》作者的归属问题，《诗》乐的合离问题。

第一，作者归属。据查典籍，《诗经》的作者主要有：其一，《诗经》的“有据”作者。（1）《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2）《大雅·嵩高》中的尹吉甫。（3）《鲁颂·閟宫》中的奚斯。其二，先秦典籍记述的《诗经》作者：（1）君王。如秦哀公。“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2）贵族。如周公。“公乃为诗以诒王，名之曰《鸱鹗》。”（3）未明确身份的作者。如卫人。“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其三，被群体化的作者。“寺”“尹”。如《小雅·节南山》之“尹氏大师，维周之氐”。

第二，诗、乐关系。首先，诗与乐的结合。诗、乐的萌发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从人类有意无意的简单节奏开始，一直到人类有明确的语言产生结束。随着后来人类语言的进步，诗与乐便进入了徒歌阶段，并促使诗与乐不断地前进。随着诗与乐的发展，人们发现若是与器具相伴，效果会更好，随及由简单的生活器具慢慢向专门乐器过渡。其次，诗与乐的分离。西周中期乐诗与乐舞也发生独立，如《颂》之《大武》的乐章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词，诗、乐、与舞的关系密切，尔后诗篇，舞的成分逐渐失去，诗歌开始独立发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载季札观乐的内容就有乐歌和乐舞，乐歌可在《诗经》中的风、雅、颂中看到，而乐舞在《诗经》中只有《周颂》之《大武》中可证，可见乐舞已经开始独立。在《仪礼》中乡饮酒礼和燕礼中的诗乐使用中也可以看出，两种礼仪所运用的艺术样式有四种形式，即工歌、笙奏、间歌和合乐，舞很少出现，正如“由于乐可感人心，人心既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述，这里没有再提《诗》与乐，而是把乐与礼、刑、政相提并论。

三、疑问之回应

结合前文选段记载，回到《诗经》，可对以上疑问加以论证，再次试图还原先秦期的《诗经》化育，故有以下结论：

第一，《诗》三百皆育人乐章。这源于基于对选段“《诗》三百”皆可弦，皆为雅音的检视。具体来说：首先，《周南》《召南》均为乐章名。《论语·阳货》中有“子谓伯鱼”的经典谈话，不学习《周南》《召南》，又怎会知晓君子、淑女、三纲、王教等义理，结合孔子在齐曾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所得“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的慨叹可知，“为”即“奏”。又转“季札观乐”之境，诸如《周南》《召南》等篇目也都为乐章名。再据《仪礼·燕礼》之“遂歌乡乐”，这里所述的《周南·关雎》《召南·鹊巢》《采蘩》等都指乐章，由此充分可得：《周南》《召南》为乐章名。其次，《周南·关雎》是乐章名。刘拱台对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释义为“寤寐反侧与哀乐绝还”。再结合“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可得：哀与乐相反，噍杀与啴缓相反。这两点在《关雎》中兼而有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触与“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相吻合，“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与“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相通感。凡是正规的乐奏，一定会有歌奏和笙奏，期间到店演奏也会有起承转合，浑然一体。刘拱台认为乐奏应始于升歌，而终于“合乐”，结合“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综合来看，“乱”，即“合乐”。最后，“郑声”是乐章名。这里的“郑声”就是郑国之乐，而非《诗经》里的《郑风》。《论语·阳货》直接充斥道：“恶郑声之乱雅乐。”因为郑乐的危害性主要有：首先，破坏礼乐制度。郑声则过分出彩旋律多变，音域的使用也超过使用五声的严格范围，极易让人无限沉溺。其次，违背中和之道。“郑声”完全偏离了乐教中和原则并使人沉溺不可自拔，让人孪生欲望。最后，离间幸福生活。过分追逐魅惑就会引来混乱，过多混乱就会导致国破家亡。孔子倡导以礼乐治理天下，礼乐就是人们行为的标准，而“二南”正是礼乐，是标准，是通道。

第二，孔子去重《诗》而非去删《诗》。这是基于对选段中的孔子对“诗三百”去重取义来论。首先，孔子去重《诗》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方面去逸诗。指《诗经》未收的古代诗歌。春秋战国的典籍中常引“逸诗”，如《左传》中的“逸诗”就很明显，如《河水》《辔之柔矣》《茅》《新宫》。逸诗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唐人崔国辅在《奉和圣制上巳祓禊应制》一诗中对逸诗哪里值得“对”，留下一句“窅作掩东周”就值得深思。为何要去逸诗？可能正如郭沫若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中认为的那样，现在看到的书引逸《诗》都不是十分的整齐。这或许反映了逸诗的弊端，诸如条理不清，格律不美，内涵有差，权威有疑等，由此可能无法对原诗的内涵加以正确理解与把握，无法发挥其诗歌本有的作用，因此去之。另一方面，去贬礼诗。反观《诗经》，从现存的涉礼诗可以得知，这类诗歌主要分为两类：以正面价值弘礼，如《小雅·楚茨》；以负面事实表礼，如《鄘风·相鼠》。这几类诗歌的共性都是在最终褒扬遵礼守序的重要性，而诸如一些直接攻击礼或者危害性、怂恿性极大的贬礼诗（尤其乱礼政治诗）就会被删除，避免误导。《诗经》作为社会教化的启智之书，不会疏忽对礼制的维护与重建。其次，孔子去了重《诗》的哪些重要层次？其一，去私欲（《大雅·卷阿》）。其二，去乱性（《陈风·株林》）。其三，去坏俗（《卫风·氓》）。其四，去败德（《邶风·旄丘》）。最后，孔子去重《诗》的同时保留了哪些重要内容？其一，承继重要道德范畴。如孝德。孝在《孝经》《诗经》等文本中涉及颇多，都认为孝是德之本。孝为何如此备受重视？这源于我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文明国度，孝初始只是在家族中延传，尔后上升到国家层面，西周的孝就足具代表性，初层内涵，即赡养健在的父母。中层内涵，即孝于宗室大宗。深层内涵，即追怀先烈祖宗。其二，保存核心文化精神。如，忧患意识。在《诗经》中，“忧”可谓贯穿于《诗经》始终。《诗经》中“忧”的内容丰富多彩，如忧思服者（“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忧国势（“大夫跋涉，我心则忧”）等。其三，善用指导方法。即中庸之道。《诗经》中也不乏有“婚恋时中”之思想，“婚恋时中”的本质在于依时而中，如《桃夭》《常棣》就常被官方文献所引，用于表达“时中”得位。中庸的核心就在于“执中”。何为“执中”？这主要包括“无过无不及”，知晓道德规范间的联系与制衡以及注意方法的灵活运用。

第三，《诗》三百是“诗礼乐”教化之书。这是出于对选段中的“礼乐”“王道”“六艺”的思考。之所以不把《诗》视为礼书、伦理书，这取决于《诗》当时的“历史场域”。说它是礼书，范围过于狭窄，说它是伦理书，范围又过于宽泛，看不出它与我国首部伦理著作《论语》的差别。因此，称《诗》为“诗礼乐”教之书，既符合《诗》的特性，“诗乐”本应不分家，诗中含礼乐，也突出需要亟待解决的“礼崩乐坏”的现实问题，即缺乏伦理教化。故称《诗》为礼乐教化之书比较稳妥。汉儒认“六艺”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子把《诗》三百同样当成乐，所以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开学授课，教授弟子的也是礼乐内容。首先，“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句话可看做是《史记·孔子世家》选段的作结。“礼乐可得述”隐藏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先秦时期的诗、礼、乐是统一而教的。礼乐可以述的前提是有《诗》的文字作载体，礼乐被《诗》记录其中，再通过礼的丰富和乐的润色，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礼乐文化述论体。“礼乐可得述”，所述内容为何物？除了上述有关对《诗》之化育问题的澄清内容外，重在强调人文化育的理念。这包含了对礼乐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推论，是一种精神与实在的凝练。其次，“以备王道”。进一步指明了“礼乐可得述”为何要述？澄清了概念的边界，就要考虑实际的用途，取舍主次。王道教化是礼乐教化的重中之重，孔子在《为政》篇中对政与刑，耻于礼的关系论述中，就体现为了让民“有耻且格”所采取的治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治本（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双向结合的策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倡施德政，这个人身边就会有很多的支持者。德治开始“流行”，定会有“速于置邮而传命”的影响。最后，“成六艺”。这是“礼乐可得述”的成效展示，即“礼乐可得述”如何去述？《荀子·乐论》认为乐是可以用来善民心，感人深，移风俗的，还认为先王“导之以礼乐”就是为了民睦。又据《礼记·王制》《周礼·地宫·司徒》等记载，周代贵族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所授内容。在“六艺”中尤重礼、乐。《礼记·王制》指出了教化的适宜时段，如春秋要教《礼》《乐》，冬夏就要教《诗》《书》。《礼记·内则》还提出十有三年，要开始学乐，到了二十而冠的时候，就要开始学礼。这又进一步说到教化的年龄段。此外，教化的主旨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也有类别，即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这又凝练了教化的主旨类别。可见，“礼乐可得述”是一个复合型的教化效果，虽它大有政治上的目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诗礼乐”教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培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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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涛（1989-），男，河南通许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传统伦理德育教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