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雍茜（1989-），女，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摘要：大革命与苏区红歌是红色经典音乐演进的起始；新音乐运动是红色经典音乐演进的一个“巅峰”，标志着红色经典音乐的形成；红色经典音乐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在其演进中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红色经典音乐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又彰显出（不忘初心的）传承性。因此，红色经典音乐在其起始直到现当下的演进中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传承性的特性。

关键词：红色经典音乐；演进；特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一、红色经典音乐的演进

“红色经典音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音乐活动中所创作、演出和广为流传的音乐艺术精品^[1]。自“红歌”起始，红色经典音乐“声声”不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直至走向民族复兴新时代的历史进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主流音乐文化。红色经典音乐是现代的称谓，其历史的演进有一个起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一）起始：大革命与苏区红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下开展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称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在许多学堂乐歌曲调中填上新的革命歌词后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工农兵联合起来》就是在《中国男儿》曲调上重新填词而成的一首传唱甚广的革命歌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努力下的革命战争，留下了一些宝贵的革命歌曲，并成为早期红色音乐的组成部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了苏区红色政权，在苏区出现了“红歌”。苏区红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歌曲，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革命的革命歌曲为红色经典音乐起始做了准备，苏区红歌则是红色经典音乐的起始。不过，在井冈山等的革命起义与建立红色政权过程中，出现的是质朴的民间音乐的红歌（被赋予了新内容），比如，井冈山红色歌曲的旋律曲调主要来源于井冈山客家山歌^[2]，当时的红色歌曲大多都是利用当地的民歌、民间歌舞小戏以及童谣的曲调配以革命内容的歌词填写而成，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歌曲并不多见^[3]。因此，从红色经典音乐的产生上讲，出现在井冈山等地早期的红色歌曲是红色经典音乐革命性内容的起始。

（二）形成：新音乐运动

“新音乐”一词最早见于曾志忞先生1904出版的《乐典教科书》之中，曾志忞在书的自序中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这里所说的“新音乐”是指学堂乐歌。“五四”运动是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之前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新音乐文化的渐进式演进；“五四”运动之后是在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主导下，新音乐文化的变革式演进，尤其是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新音乐运动对红色经典音乐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音乐运动通常是指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她是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源起于挽救民族危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当时音乐界依然流行一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逃避现实的麻木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一些爱国进步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开始自觉创建新音乐，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聂耳提出，要根据群众与时代的需要“创造出新鲜的艺术”，1933年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依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由聂耳、张曙、任光、吕骥等音乐家组成了音乐小组。聂耳、张曙、任光、吕骥、冼星海等一批专业作曲家推进的新音乐运动，是中国当时时代与情境下新音乐演进中的变革，达到了革命性变革的“高峰”，在中国红色经典音乐演进中书写了浓重的色彩。

聂耳、张曙、任光、吕骥、冼星海等新音乐的革命作曲家的主张表明，革命的新音乐必须遵循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服务于大众的方向，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在新音乐运动中，由一批专业作曲家、运用西方的作曲理论与方法，吸纳民族音乐的元素，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创作出了一批包括《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原创性又具备经典性的革命歌曲和其他形式的音乐作品。因此，从红色经典音乐的建构而言，新音乐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新音乐运动是红色经典音乐演进的一个“巅峰”，标志着红色经典音乐的形成。第一，在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时代与情境下，新音乐运动吸引了一批富有才华的爱国音乐家，积极投身于创作具有鲜明革命内容的红色经典音乐之中。第二，这些具有专业素质的音乐家，运用西方的作曲理论与方法，吸纳民族音乐的元素，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原创性又具备经典性且形式丰富的音乐作品。第三，这些形式丰富的音乐作品，包括诸多类型的声乐作品：红色民歌（如《东方红》）、群众歌曲（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抒情歌曲（如《南泥湾》）、艺术歌曲（如《延安颂》）、合唱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等，歌剧作品：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歌舞剧《上前线》等。第四，这些丰富的音乐作品使红色经典音乐彰显出记载革命斗争的历史性、反映时代精神的时代性、充满民族元素的民族性、面向与服务于群众的大众性、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与艺术审美和社会价值完美结合的经典性。

（三）传承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直到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大致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6—1978年的特殊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红色经典音乐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其演进中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的特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红色经典音乐在音乐形式、内容、体裁等方面有了巨大的创新与发展，创作出许多新的经典作品，又彰显出（不忘初心的）传承性。因此，红色经典音乐在其起始直到现当下的演进中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传承性的特性。

二、红色经典音乐彰显的特性

（一）历史性

历史性是红色经典音乐区别于其他音乐流派的一个显著的特性。现当代的不协和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先锋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等都不似红色经典音乐，能够始终坚持写实主义态度，运用音乐艺术的文化形式，真实记载与呈现了自其产生以来直到现当代历史的整体画卷。建立新中国之前，红色经典音乐以音乐艺术形式，整体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直到建立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过程。建立新中国之后，红色经典音乐则以音乐艺术形式，反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情怀，鼓舞着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高昂的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展现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满怀豪情迈向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澜壮举。红色经典音乐彰显的历史性可由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得到有效的印证。

1964年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运用了歌舞、齐唱、大合唱、独唱、独舞、群舞、民族管弦乐、西洋管弦等多种音乐艺术表现方式，包括《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部分。这部作品凝练表现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直到建立新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全过程，充分彰显了红色经典音乐的历史性特性。整部作品包括24段歌舞与表演唱，36首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代表性经典歌曲，通过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蔚为壮观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展。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已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

2009年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表现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排演的当代，再现了169年的历史画卷，远远超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时间跨度。从追本溯源上，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跨度追溯到始自184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延伸到2009年作品问世的当下，意蕴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忘历史的“初心”，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永远迈向历史的“新征程”。全剧以历史时间为脉络，包括《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中华颂》五部分，是舞台艺术和广场艺术的高度融合，是中国当代与历史时空穿越的对话。

（二）时代性

如果说历史性是纵向的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那么时代性则是横向的标识了这一历史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时代符号。红色苏区时的经典音乐有《赤潮曲》《秋收暴动歌》《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盼红军》《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等。抗日根据地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有《拥军歌》《延安颂》《绣金匾》《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翻身道情》《东方红》《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歌舞剧《上前线》等。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有《胜利进行曲》《战斗进行曲》《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咱们工人有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民主建国进行曲》，歌剧《刘胡兰》《血海深仇》《钢骨铁筋》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经典音乐有《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我的祖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管弦乐《翻身的日子》，大型歌舞《民族大团结》等。1957—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祖国》《长征组歌》管弦作品《长征交响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1966—1978年特殊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石油工人志在四方》《矿山工人之歌》《红星照我去战斗》，钢琴协奏曲《黄河》等。改革开放以来的红色经典音乐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十五的月亮》《中国的春天》《走进新时代》《为了谁》《我和我的祖国》《春天的故事》《扶贫路上》《不忘初心》《共筑中国梦》，歌剧《党的女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等。不同时代的红色经典音乐，都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每一首红色经典音乐作品，都是在时代的激荡中产生的，都记录着时代的脉搏”^[4]。

（三）民族性

1938年—1941年，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指引下，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在延安被首先提出并展开热烈的探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对革命音乐的“民族形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冼星海在《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认为，我个人是主张以内容决定形式，拿现代进步的音乐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使音乐内容来反映现实，反映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尤其在今日中国的音乐是具有反抗性、组织性、教育性和重要的政治性的元素^[6]。

在抗战时期展开的“民族形式”大讨论，是解决当时中国的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问题，在实践上指明了中国红色音乐的创作方向——立足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创作出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音乐形式^[7]。因此，当时探讨的音乐的“民族形式”，就是探讨革命音乐艺术的民族性问题。很显然，红色经典音乐的民族性不是以中国传统礼乐、诗词、文学等元素为音乐内容与创作动机的来源，而是从内容到动机都是以写实主义态度，反映与表达当时时代的民族性。从苏区红歌直到当代的红色经典音乐始终体现了民族性的特性，如，苏区的红色民歌：《采茶调》《茉莉花》《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都是在民歌曲调上填入革命斗争的新词，形成带有浓厚民族性的红色民歌。抗战时期的革命民歌：在以陕甘宁和晋察冀为代表的根据地的当地，尤其陕北民歌具有浓厚的民歌特征，如《翻身道情》《东方红》《军民大生产》《边区十唱》《七月里在边区》等。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歌：东北革命民歌具有代表性，如《翻身五更》《五朵花儿开》等。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性红色民歌与民族音乐有明显的交互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音乐进入学院派的殿堂，民族音乐与红色音乐交互的音乐也成为学院派频繁演出的经典音乐。

（四）大众性

大众性或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也是红色经典音乐的发展方向。从“五四运动”开始，音乐面向大众性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展方向，到延安时期，明确提出文艺创作要面向与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方向。音乐创作要始终以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喜闻乐见为出发点，由于歌曲最易为大众所接受与传唱，因此，红色歌曲在红色经典音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早期的工农歌曲，抗日战争的救亡与反抗侵略者的歌曲，解放战争的革命歌曲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群众歌曲、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歌曲、主旋律歌曲、走进新时代歌曲等，都始终是反映着我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理想、建设新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走向新征程的奋斗历程。红色经典音乐的大众性彰显出与其他音乐流派的一个显著区别。流行音乐主要适于一些追赶时潮的年轻人阶层且主题不断变换，其他流派具有明显的“分众与小众性”特性，唯有红色经典音乐，是为最广泛的（劳苦）大众服务，紧贴民俗与地气，为人民群众所想所唱，用音乐形式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五）经典性

现当代音乐流派，都有自身独特的音乐风格，但唯独红色音乐冠之以红色经典音乐，这并不是说其他流派没有自己的经典作品，而是红色音乐有其经典性的衡量标准，诸如历史的积淀、广泛而持久的流传、大众的认同与喜爱，以及社会倡导的主流文化性等，红色经典音乐具备的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传承性的整体特征，恰是其他音乐流派所不具备的，也为其创作经典作品提供了条件。如《长征组歌》取材长征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蕴含了高度的艺术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其歌词具有古典诗词的韵味，以民族性的音乐形象重现了那段艰难而有意义重大的革命岁月^[8]。而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作，既包含传播红色经典的基因，又蕴含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色经典《白毛女》最初为歌剧，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芭蕾舞剧、京剧等，已成为被世界广泛传播的中国红色经典音乐之一。而第一个将中国“红色经典”《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的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其主要原因是“《白毛女》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的故事，更是世界关注的女性解放的历史”^[9]。《钢琴协奏曲黄河》因其具有的艺术成就、承载的历史价值、体现的民族精神，使她在中国及世界音乐殿堂被频繁演出，已被西方主流音乐界公认为现当代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典音乐。

（六）传承性

一是传承红色经典音乐演进中彰显的特性。红色经典音乐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对其今后发展具有范式意义的引领性。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演进，红色经典音乐已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的特性，这些彰显地与其他音乐流派有显著不同的特性，是红色经典音乐保持本色的传承之所在。

二是红色经典音乐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建国之后的红色经典音乐是在传承以上特性中的创新发展：坚守写实主义风格与方法，记载与呈现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历史，与时俱进表现新的时代，吸纳与借鉴西方音乐的理论与方法，创作民族风格与内涵的新音乐，始终坚持音乐为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创作出更多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艺术审美与社会价值完美结合的红色音乐的经典作品。

结语

从红色经典音乐的演进建构而言，井冈山等开创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歌是中国红色音乐革命性内容的起始；新音乐运动是一个发展的“巅峰”，使红色经典音乐在其演进中彰显出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经典性，标志着红色经典音乐的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红色经典音乐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又彰显出（不忘初心的）传承性。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是生生不息与不忘初心的传承，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传承，是社会倡导的主流文化和主旋律的传承。在跨越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红色经典音乐已成为记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宣扬先进思想与政治主张，具有代表着近现代中国先进音乐文化的标识性特性。

参考文献

[1]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0.

[2]王颖峰.井冈山红色经典歌曲的音乐形态研究[J].红色资源文化研究,2018,(02):170-175.

[3]白玮.中国革命根据地音乐创作美学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7-48.

[4]汪媛,严圣禾.每首红色经典都记录着时代脉搏[N].光明日报,2022-01-21(008).

[5]艾思奇.延安文艺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44.

[6]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94.

[7]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0.

[8]王提.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的音乐文学特征[J].名作欣赏,2022,(08):182-184.

[9]许璐明.“他们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携《白毛女》第15次访华[N].文汇报,2017-05-23(009).